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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媒體教育─家長手冊(4/7)

 
>彩色電視在1950年代的美國已經存在了,但從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只擴張到歐洲和北非。
 
>錄影機在1980年代廣泛的擴張,並使得電視機的使用有了其他可能,例如看錄影帶,使我們改變了看電視節目的時間和方式。
 
>最後,電視遙控器讓觀者不需要離開位子就能轉換頻道,使得他們能快速的躍過許多頻道,此現象為節目製作人帶來挑戰,他們的任務是防止觀眾流失並且─可能的話─吸引新的觀眾。
 
造成電視機價格下降的創新技術,伴隨著頻道的增加以及家庭購買力上升,使得家庭電視機數量輕易的快速增加。家中第二台電視機的存在(有時甚至更多),成為避免選擇不一致或使看電視更舒適最簡單的方法,這造成一種現象被稱之為「電視購買私有化」。的確,電視購買在早年促使家人與鄰居聚集在擁有電視的人家中、或聚集在咖啡廳和酒吧看特別節目。因此隨著新媒體的普及,我們見證了「購買私有化」的進步。在最近幾十年,第二個私有化逐漸形成。這段時間,家中的客廳(或廚房)已經不再是聚會或互動的場所,電視節目的觀看已取而代之,而這樣的消費現在甚至發生在臥房裡。
 
許多分析指出,電視頻道數目以及播出時間…等電視供應的增加,絕非代表多元化的增加或選擇的可能性增加。雖然這項觀察主要起因於大部分營利的頻道傾向於相互抄襲,但是一般而言,黃金時段的電視因為太相似而減少。就像有句話說,我們現在有「更多相似之處」。這不是說我們沒有優質節目,即使在營利頻道也是有的,然而,它們被轉換到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不切實際的時間表上。
 
有一個問題是對電視以及其扮演的文化與社會角色有興趣的人所面對的,那就是品質的問題。沒有人不保證其品質,但是很少人會冒險去詳細解說品質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是用什麼標準去評斷怎樣是有品質的而怎樣是沒有。知識份子的文化持續對這樣的思考有著很強的容忍力。有些評論對其詳細解說:品質有其最低限度,因為黃金時段的費用應該包括更多紀錄片、更多戲劇、更多辯論、更多音樂類型、更多導演風格的電影、以及更多足球以外的運動。有些人可能反駁其主張,提出有些頻道企圖滿足這樣的喜好,但並沒有獲得普遍的接納,或是有些紀錄片、戲劇、或其他製作並沒有品質可言,因為顯而易見的,它們在技術與美學上都相當不足。
 
也就是說─這是第一個應該放在心裡的重要觀念─品質並非產生於特定的電視類型,但是應該被有系統的考慮,作為有問題的類型的明確標準。讓一個社會或文化團體設下他們對品味的標準,作為一個普遍的規範,並企圖迫使他人接受其認為值得注意的內容,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我們應該要理解,介於傑出分子與煽動者之間的手法,是受約束且無趣的。無論如何,當我們感受到的多過眼睛所看到的、結局是創新的或原創的、它能夠吸引不同類型的大眾(也就是它斟酌了不同程度的意涵)、它在知性與感性面都很豐富並且打開了觀眾的眼界,那麼,我們便感受到了節目的品質所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個別的節目品質會被評估,也許主要的播放品質也會受評估。
 
人們經常認為品質與流行度成反比,就好像相對來說高品質不受歡迎(也就是說無法吸引大量觀眾),反之,吸引大眾的內容是依照一個普遍沒有品質的規則。有些個案顯示這樣的對立關係不是不能避免的,但事實是,當市場主導了節目製作的邏輯,便傾向於採取成本最低的方法,並訴諸最基本的「最低共同性」規則。主要的目的是盡可能吸引最多觀眾來「包裝」節目,以求賣出廣告。這項交易將觀眾視為目標群眾或潛在客戶,他們的忠誠度需要被保障。
 
這項觀點的正當性不是這裡要爭論的,但我們有必要說這不會是唯一的可議之處。電視觀眾是消費者或潛在客戶,但在他們抱持著不同的問題、需求、利益和身份進入社交網絡和社會環境之前,他們因不同的理由而移動、分享著夢想與價值,以尋求一個有目的的人生。他們不只是迷惑的、或被引誘的客戶,他們是察覺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並被召入團體生活的公民。因此,電視節目對於其複雜的社會情況與身份的認同,應該不只是商業機會,也是對社會的服務。
 
此外,許多提倡減少電視商業性質的人反而養成一個基本的對電視的誤解,他們忘了,在電視提供人們資訊與教育的同時,它也是個娛樂媒體、說故事者。因此有必要檢視盛行在這個領域的規則。負責電視頻道的人擁有主動權,能給予節目一個─許多人覺得不滿意─形式,這個形式可以從所謂文明社會中的個體與組織得到更多互動並獲利。
 
文明社會對電視問題的覺醒,包括觀眾與消費團體、學校、宗教社團、研究中心、文化的動畫與產製機構,都能扮演一個更適當的角色去讚美或批評媒體運作者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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